摘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其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决定了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目的是防止“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语）。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于防止两极分化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科学思想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当前实际深度挖掘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体系，以获得对当前实践的有益启示。 从全面小康看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02期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防止两极分化；新发展理念；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十分必要。 一、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执政目标是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防止贫富差距拉大尤其是防止两极分化始终是党的政策的重要关注点。全面小康的政策目标本身就内含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导向。 （一）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在建成全面小康过程中必须防止两极分化 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不是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这是与资本主义小康和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下小康的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对此，邓小平曾讲，“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1]64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就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过程。 追求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123这样，全面小康必须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 （二）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决定了我们追求的是多领域均衡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不断发展的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核心就在全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逻辑结构来看，“四个全面”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突出体现了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着重点和着眼点都在全面上。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的，其他“三个全面”是手段。对于“四个全面”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2]也就是说，“四个全面”的总和是战略总体的全面，其中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各个“全面”又都有自己的目标、重点和途径。“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主线，勾绘出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图景。”[3]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是“一鸟”，是“一车”，“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组织保障。正是因为有了“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的要求，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其他“三个全面”。 二是从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把“全面”确定为“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过程中，对小康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小康实践不断拓展，从而推动小康目标不断升级的必然结果。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使用了“小康”概念，并提出了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将它称为“新概念”：“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1]54从此以后，对小康社会的理解，突破了描述生活水平的界限，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描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 党的十二大正式引用了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20世纪末的战略目标。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按《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指标测算，到1999年我国总体已走完温饱阶段94.6%的路程，2001年我国人均GDP突破900美元，实现了总体小康的目标。但是，总体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全面，就是当时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不小。 要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超越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阶段，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然升级为全面小康。在总体小康实现后，全面小康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目标。进入21世纪，随着总体小康的实现，我国的小康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由实现总体小康升级到建设全面小康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10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战略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更加自觉。由20世纪末的总体小康到21世纪头10年的全面建设小康再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小康目标要求也由不均衡、不全面到比较均衡比较全面再到完全均衡和真正的全面，小康目标体系不断升级，如果说总体小康是1.0版（1979-2000），那么本世纪头10年的小康目标就是2.0版（2001-2010），第二个1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小康是3.0版（2011-2020）。可见，全面小康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在建设小康的实践中，遵循认识逻辑和实践逻辑，对小康目标进行不断探索和升级的必然结果。 三是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来看，会议所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是其中的“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正是强调了“全面”的精神实质，并将这种精神贯彻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这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也就是实现发展的“全面”问题。 这一点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大家一致认为，建议稿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建议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建议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和重要举措，对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可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些年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不全面”发力的。无论是“新发展理念”的确定，还是“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的要求，都明确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于“全面”，这个“全面”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从领域来看，“全面”首先表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具体来说，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面小康，领域的全面性集中体现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二，从区域来看，全面小康的“全面”体现在到2020年全国各个地区都要迈入小康社会，不是一部分地区进入小康社会，而其他地区还处在贫困状态。尽管这个过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是，在整个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产业接替、结构转型升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小，所有地区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从人群来看，“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它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 概括起来，就是各领域全面发展、各地区全面发展、各人群全面发展，消除各行业、各区域、各个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三）小康社会的人本性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以人为本、全面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和实际利益 全面小康是以人为本的小康，以人为本是小康社会的核心理念、本质要求和重要保证。其根本目的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全面小康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4]习近平说：“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5]这些论述都是对全面小康人本性的突出强调。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全面小康的价值目标，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全面小康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推进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共同提高。具体来说，一是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三是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四是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也就是在物质生活、精神文化和自然生态等方面，全面发展，共有共享，不断缩小现有差距，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四）小康社会的均衡性决定了全面小康必须不断缩小行业、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全面小康是均衡发展的小康，是社会各个领域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整体推进，是不同区域、行业和人群的均衡发展。由于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存在着极大差别，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加之我们是在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总体小康目标的，而依靠非均衡发展实现的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仅仅是温饱有余，解决了衣食问题，在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东西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建成全面小康，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从原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着重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改变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其着眼点就在于消除局部贫困、少数贫困，在使贫困人口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使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实现均衡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是全面小康的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决定了全面小康是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小康，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因如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在小康社会建设中要防止出现贫富不均、贫富差距，要防止两极分化，不能出现两极分化。他指出：“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6]1312“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364他把“消除两极分化”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把握。 可见，在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构想中，根本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但必须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小康是不能容忍两极分化存在的，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那就意味着我们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二、防止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经过21世纪头10年的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区域差距很大，东部地区为88.0%，中部地区77.7%，西部地区71.4%，东北地区82.3%。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东部地区增幅最高，提高23.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次之，提高22.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再次之，提高22.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最低，提高18.2个百分点。同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① ———————————————————— ①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详见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12/t20111219_16151.html. ———————————————————— 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差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两极分化”？目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对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 这种观点认为：“两极分化具有特定的内涵，即少数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作为统治生产者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形成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和积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向多数人集中和积累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收人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如果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说明收入差距比较合理，数值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过大，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表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这两组数据都告诉我们，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总体上处于合理差距向过大差距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是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距，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现象，而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收入为代价的。因此，这种差距是相对差距而不是绝对差距，在本质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7]81 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结论一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研究得出的。比如，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就认为中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连续10年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变化巨大，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2000年达到0.417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此后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58，2008年高达0.469，近两年持续攀升，实际已超过了0.5。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周边国家。基尼系数的迅速扩大，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财富集中度急剧上升。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大约为36%-37%，最低收入的20%人口约占7%-8%。到1995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达47.5%，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仅为5.5%，中国最上层20%家庭收入是最下层20%家庭收入的8.49倍。到1997年，中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上升到50.4%，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则下降到4.06%，最富裕的2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收入之比达到12.41。2005年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的份额高达50%。另外，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7.3倍上升到23倍。最新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8]100 持此观点的人普遍认为，我国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9] 到底有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应该允许争鸣。 两极分化是收入差距扩大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我们认为，现阶段虽然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的拉大。因为，收人差距或贫富差距的过分悬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是现实中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和可能。 邓小平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两极分化会自然出现。1997年他石破天惊地做出了一个论断：“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6]1364这个结论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发展历程的敏锐观察，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科学预测，同时也是对中国未来决策的一种警醒。 所以，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贫富差距问题，不断强调要防止两极分化，一再指出：“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6]1364“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否则社会稳定不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6]13121364“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4 我们党在实践中也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3 三、毛泽东防止两极分化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让广大人民都从革命和社会发展中得到好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以及毛泽东和所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两种有损社会公平的现象，都是社会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一）要防止两极分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强调，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1955年7月，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11]429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12]1242 为此，他主张要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437他还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强调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3]308 可见，毛泽东是把两极分化问题置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就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是从马克思关于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这两极的共生角度来看待两极分化现象的。其理论假设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种现象就是两极分化。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两极分化则是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结论成为毛泽东观察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他发现：“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1]437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国家不富又不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11]495“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11]500为了迅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消除贫穷，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并指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316在党大的八大上，他明确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4]117 （三）必须从所有制层面上消除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 毛泽东认为，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而在经济关系中，最根本的是所有制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构所有制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两极分化。 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东在点出问题的实质之后，接着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1]437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15]151 毛泽东上述论述含有深刻的内涵。他认为，如果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仅两极分化消除不了，而且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内外夹攻下，中国也不会富强起来。所以，毛泽东进一步论证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15]151 （四）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但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毛泽东考虑经济问题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据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者都是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得人们向社会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不劳而获，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从社会领得消费品。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充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费品还不可能按照劳动者的实际需要进行分配。劳动还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条件下，要以劳动为尺度来分配个人消费品。也就是说，劳动者获得消费品的多少，不是根据他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成比例。这是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不同之处。 在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毛泽东还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不平等，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一个人只能按照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取消费品，排除了剥削，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不一样，存在着体力、智力、学力以及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再加上每个人赡养的人口的差异，如果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是不平等的。 由此看来，按劳分配原则确实存在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的差别，久而久之难免两极分化。他一度主张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提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16]68 （五）全国一盘棋，推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一不合理的状况，防止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提出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实现均衡发展，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实施均衡发展的战略方针。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最早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把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内地，其实质是内地（主要是西部）重点开发，其目的是缩小内陆与沿海的差距。“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4]25“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14]26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毛泽东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17]303使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 为促进沿海与内地的平衡发展，毛泽东亲自制定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实施区域投资倾斜政策来平衡分布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实现区域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沿海与内地严重失衡的工业布局，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的30年间，以现价计算，国民经济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比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已缩小到200元左右。”[18]15 (未完待续) |
